彩票，又叫奖券，俗称“白鸽票”，有些人还叫它“发财票”。据说，彩票之最先者为“闱姓”。1880年左右，杭州刘学询在北京会试时，发行一种“闱姓”。其法，将应试举人的姓印在一张纸上，定价出售，由购买的人去猜。等到发榜以后，猜中最多的，依次得头、二、三等彩。刘学询是一个与官场接触甚多的人，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他事先已知道大约谁能中进士，就多猜几张送进去，而且有时还可通关节获奖。科举未废时，“闱姓”风行于广东，无论贫富，大多相率为之，官方并不禁止。清光绪初年，且奏抽“闱姓”捐，以助军饷。

白鸽票

早在15世纪，欧洲就流行彩票这东西了，其后盛行于亚、美各国。清朝末年，湖广总督张之洞批准发行的“湖北签捐票”，可算是旧中国最早正式发行的彩票。辛亥革命后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各省督军，发行各种以“善后”、“济实’、“慈善”为名的奖券，如“湖北军事善后有奖义券”、“湘赈慈善救济券”、“浙江绍萧塘工券”、“山东兴业票”等等。国民党统治时期，曾发行全国性的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”(简称航空奖券)。另外还发行过地方性的奖券，如1929年浙江省政府举行西湖博览会时，发行了“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”。抗战胜利后，上海市政府发行了“珠宝奖券”，稍后又发行“房屋奖券”等等。

西湖博览会有奖游券

吕宋彩票

1894年，上海就流行一种来自菲律宾的“吕宋发财票”。当时上海的彩票店号还根据“吕宋发财票”的号码，自己印行一种凭证，将彩票分条出售。

吕宋发财票

当年的“吕宋发财票”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都可以看到。

当年上海的彩票店号发售彩票的场面，真是五花八门。彩票店号门前张灯结彩，有的还高搭牌楼。卖出过大彩的店家的店堂里红烛高烧，两旁悬挂着“乃得主之洪福，亦小号之荣幸”的大红对联。一般店堂内还满贴彩纸，写着“头奖在此，大奖常临，得主快来”等诱人的词句，使那些财迷心窍的人，心甘情愿地上钩，把自己荷包里的钱，双手拱奉出去。

当年上海的热闹马路，总有那些彩票店号，它们的店名也都讨口彩，如“飞来福”、“鸿运来”、“汇利源”、“广利源”、“大福源”等等。所有这些店号特别集中在日升楼一带，以及新北门、老北门、老西门，静安寺等地区。形形色色、五花八门的彩票，就是从这里散售出去的。几十年中，前前后后发行的各种彩票，多得不胜枚举，像湖北票、湘赈慈善救济券、浙江绍萧塘工券、中华利济票、慈善券、博山玻璃票……英美烟草公司等也发行彩票，据说是为了推销他们的商品。

据开过彩票店的一些人说，到了民国初年，彩票风行。除少数(如湖北票)在当地开彩外，其他均集中在上海开彩，几乎每天都有一二种彩票开彩。有的还借戏院开彩，其中在“九亩地”、“新舞台”开得较多，“新舞台”在十六铺时，也开过彩。

湖北票

彩票中发行历史最久的是“湖北票”，信用最好的是“湖北票”及“浙江绍萧塘工券”，每期卖光。“浙江绍萧塘工券”是官办的，以修造绍兴、萧山的海塘为名，发行彩券，办过四五十期。

浙江绍萧塘工券

湖北、浙江塘工两种彩票，用“抽子开奖”的办法，即在开彩时将没有售出去的彩票号码的“子”取出不摇，以示公正无弊。后来改用3个球：一个球摇前3位数，一个球摇后2位数，凑成5位数，即为中奖号码。另外一个小球摇几等奖，摇出来如是“2”，即为二彩。凡摇出来的彩号，在摇彩前已公布未售出者，该彩号则被取消，再重新摇彩。所以当时买彩票的人均趋之若鹜，说它“牌子硬”。事实上不需作弊，其发行彩票的收入已相当可观。这是一种变相的赌博，抽头之大，远远超过一般性的赌博，而且深入到各个角落。

浙江绍萧塘工券，信用颇好，销路甚畅。广般彩票店纷纷前去包销，它的回佣是9扣。如果包到的话，可稳赚些钱。一般手脚短的店家包不着，但是包着的人家，必须分批卖出，等于小包。·

包办彩票者均是有特殊势力的人。其中亦有蚀本，亦有赚钱。例如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包办河南券赚了钱，而杨善德的儿子杨庆瑨包办热河券就亏了本。杨还拉南京路上吴大昌绸缎店的小开一起参加，弄得这家绸缎店几乎全部赔进。卢永祥、杨善德均是上海的淞沪护军使。在军阀时代，各省督军(如湖北王占元等)假救济难民等名义，在上海发行彩票，设立某省某某奖券局，如川边、察哈尔、热河、绥远、湖南、河南等地均假救济之名在沪发行奖券。各省军阀必先与上海护军使打交道，这里面便要讲斤头，互相讨价还价，发行奖券的省拿多少，护军使又拿多少。当时的齐卢之战就是为了抢上海这块肥肉(当然最大的收入还是鸦片烟)。有钱有势的人将彩票业务包下来，一月开正、副两彩(一般正券每张5元，头奖5万元；副券每张2元，头奖2万元)。如果卖不完，就由承包人吞下来，摇奖时也不抽子。这样，如果摇出来的中彩号码彩票还没有售出去，那么资金就人了承包人的荷包。如果已经售出，那么只好自认晦气(因为票未售完，而奖金额照售完计算)。卢小嘉、杨庆瑨一个赚钱，一个亏本，主要原因就在于此。

督军以外有特殊势力的人也可借名义办奖券，如上海徐乾麟在江湾办一个游民工厂，便发行游民慈善券。

法商慈善奖券

当时各种各样、五花八门、形形色色的彩票在上海大量发行，引起了法国人的眼红，他们不许中国人在租界内卖彩票。当时有所谓彩票店“朝南不准开，朝北才好开”的说法。因为彩票店聚集在老北门、新北门一带，而法租界与华界只相隔一条民国路。在民国路上，朝北开，恰在华界内；朝南开，店便坐落在法租界内了。朝北的彩票店林立，其中“大利元”、“有利元”、“善利全”3家彩票店生意最好。法国人一面煞有介事地不准彩票出售，一面却自己动手大搞彩票。首先发行“俄侨难民救济奖券”，由广东人韦骆泉包下来：因为是“空头”，无实力，开了奖竟付不出奖金，而由出售彩票的店家垫付。韦久久不归，店主到韦家坐索。后来法租界内又办“法商慈善奖券”，由粪大王阿桂姐之子马洪根承包。天津法租界当局发行的“防盲奖·券”也到上海来推销。

跑马厅的香槟票

旧上海的跑马厅，是众所周知的大赌窟。洋人为了骗取钱财，装满他们自己的腰包，每年春秋两季各举行香槟赛大赛马一次，同时发售香槟票，俗称“发财票”。他们巧立头彩、二彩、三彩和零彩等许多大小不等的彩金，引诱众人上当。香槟票每张售价10元，上海跑马厅于1909年以前就已发售，当时的彩金只有几万元。到后来，买的人越来越多，彩金也越来越大。头奖从10万元、15万元，逐步加码到22．4万元。10元一张的香槟票中了头奖，可得22．4万元，恰是双倍的“一本万利”。一般人个人无力购买一张香槟票，他们情愿节衣缩食，几个人凑起来合买一张。听说，从前浦东有个姓周的贫苦农民临终的时候，还叮嘱他的儿子，饭可少吃，香槟票却不可不买。着迷之深，可笑亦复可怜。其实，香槟票摇得一个领奖的机会，仅仅是五万分之一，要想中头奖，真是难如登天。即使侥幸中了头奖，又会怎么样呢?从前，虹口曹德大酱园的小老板曹芳庭买的香槟票，中了A字香槟头彩。当时，他是从花旗银行买办间里买得这一张香槟票的。中奖之后，他只好设法委托外国人小马立斯去代领，而被那个小马立斯硬敲去一大笔竹杠。侥幸中了大奖，也不会太平。

香槟票

但是，当时购买那种跑马香槟票的人还是很多的，去购买的人大都是小市民和一般劳动人民。大家知道，旧社会里小市民和劳动人民的收入是少得可怜的，连糊口都很困难!可是他们为了买一张香槟票，却不惜把平日仅有的一点储蓄和辛勤所得统统拿出来，把希望寄托在发横财的幻想上。到头来，连最后一顿饭的钱也被吮吸去了：结果，弄得双手空空，有的妻离子散，甚至有的还跳了黄浦江。这就是香槟票造成的人间惨剧。

彩票背后一片辛酸

有个在上海做了30多年活的杨姓老职工，平时克勤克俭，可是他迷恋彩票，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花在彩票上面，结果，弄到自己身上只剩一条短裤。

还有一位在浙江兴业银行工作的张某，他的工资、花红等，每年总收入可达几千元，相当于当年白米一千几百担。他家里人口并不多，照理说，生活是很富裕的了。可是，他还是负债。因为，他挣来的钱大部分丢进“彩票”这个无底洞里去了。

一位姓张的，在旧社会做过南京邮政局局长，想发财迷住了他的心窍。他在家里供养一个财神菩萨，天天顶礼膜拜，并且每月拿出10块钱去买彩票，幻想有朝一日成为大富翁。但是，他家的这个赵公元帅偏偏不帮他的忙，他从来也没有中过奖。

至于侥幸中奖的人，其结局又怎样呢?请看：

“满庭芳”有个挑卖油豆腐线粉的小商贩，中了1000元的彩票奖。中奖后，他生意也不做了，狂嫖滥赌，仅仅28天，便把1000元钱花个精光，沦为乞丐。

现在上海南京路中国医药公司那个地方，从前有个姓竺的人开设的“醒醒咖啡社”里，有个茶房中了3000元的彩票奖金。他就花天酒地，不到一年，鸦片上瘾，做了马路瘪三。

电影界老牌女演员殷明珠

还有一个小故事：电影界老牌女演员殷明珠的父亲殷星环买的彩票中了头奖5万元。嘉兴那家出售彩票的店号为了要得回佣，寻至殷家报喜。那天，殷星环生病刚刚咽气，他家里人正忙于办丧事。一听说得了头奖，大家都搁着死人不管了，便去寻找那张彩票。后来，发现殷的小妾藏匿了这张彩票。从此，弄得家人、妻妾不和。殷的后辈也不图上进，再后来，连新造的洋房也出卖，落得一场空。

“后来居上”的航空奖券

四大家族在垄断了旧中国的经济命脉之后，利用官办、商办等不同手段，发行了各种名目的公债、证券和奖券，一手操纵价格，从中投机倒把，大发横财。1933年5月，国民党政府发行的“航空公路建设奖券”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航空奖券发行之初，国民党政府公布了《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》，规定：“国民政府为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起见，每年发行不记名奖券4次，每次50万张，每张售价计‘国币’10元……”还规定：“每次发行所收券款，由国民政府提出50％，内除发行及办公费用、代销手续费外，概充发展航空及筑造公路经费。其余50％作奖金，其等级分配如下：一等奖一张，独得50万元；二等奖二张，各得10万元，共20万元……总共中奖50645张，共计249991万元。”各等奖金合计不满250万元，而出售票款所得达500万元。以每年发行4次计算，就向人民搜刮了1000万元，占1933年国民党政府出口税收2200万元的45％强。1935年8月起，又改为每月发行一次，一年发行12次。奖额和发行额虽各减少一半，但发行的次数多了。每年可搜刮的钱从1000万元增加到1500万元，真是“大利之所在”。

航空奖券

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，还煞有介事地说什么近世欧美各国皆有奖券发行，以补助国库。此次举办航空奖券，一方面引起人民投资之兴趣，另一方面举办国家急需之建设。他的话说得冠冕堂皇，实际上又是怎样呢?四大家族把大量发行的航空奖券交给当时“上海闻人”金廷荪开设的大运公司包销。金廷荪将彩票批给江苏、浙江、安徽几个省，九折付款。航空奖券上印上“大运”两个字，九五折批给其他彩票店，小彩票店要付足现款才能领票。有一家本钱只有300元的小彩票店，每次买30张，付285元。一天到晚叫喊：“头彩在这里，有福气人请过来……”

大运公司通过投机倒把、套用头寸，养肥了一批不劳而获者。金廷荪发了大财，就在当年的敏体尼阴路(现西藏路)上盖了一幢华丽的新房子。金廷荪为了答谢杜月笙让他包销航空奖券，又在杜美路(现东湖路)特地建造了一幢更大更华丽的大洋房，送给杜月笙。单单一个经销航空奖券的人就发了如此大财，可想而知，他们从人民身上捞去了多少钱财!当时曾流行这样的说法：“若要发，众人头上刮。”

当年国民党发行航空奖券时，大肆开动宣传机器，报上登巨幅广告，路边有路牌广告，还用“中航公司”的飞机到全国各地散发传单。每期开奖时，借旧上海的大赌窟“逸园”举行。这个大赌窟，早已经与国民党政府勾结上了。1931年长江流域发生水灾，逸园跑狗场的法国流氓借跑狗救灾为名，曾趁机大发一笔横财。

航空奖券开出头彩，据说曾经是有过的。第一期航空奖券开出的头奖号码是“226622'，，是上海银行职员会购买中彩的。如果将这个“226622”排列成“22：22"，就好像是一架飞机。到底是故意开出这个号码，还是巧合，局外人便不得而知了。据从前彩票店的老人说，摇奖是有弊的。即使侥幸得彩，也未必能太平到手。当年安徽人朱某在朱葆三路(今溪口路)开设平安旅馆，中了航空奖券头奖50万元，不敢去领奖，怕的是被绑票。后来通过天主教梵神父委托法商某银行代领，结果奖金款项被银行硬要去作为储蓄存款，梵神父借教会借款之名，敲去竹杠10万元。

报纸上航空奖券的广告

旧社会的彩票，不仅使劳动人民受骗上当，还使许多人丧失寻找光明的意志和信念。今天呢？你怎么看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