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黎，1948年农历八月初七出生于西安，她的外爷是大名鼎鼎的秦腔名丑晋福长。

“我小时候，我爸在财政厅工作，我妈在邮局工作，他俩工作繁忙，我就和我外爷外婆一起生活。受我爷的熏陶，我自小就爱戏。我爷经常敲一个小鼓，我给手腕上绑个毛巾当水袖，随着鼓点做动作。”

王黎

王黎已是古稀之龄，举手投足间流露出优雅和别致，翘起的兰花指在茶杯间如蝴蝶一般跳跃，她递一杯茶给我。

“小时候，我爷（晋福长）经常背着我看戏。南院门是正俗社演戏，我印象很深，正俗社有个演员叫雷珮艺（音）演《秋江赶船》，太漂亮了，我很着迷！我爷还领我到尚友社看戏，尚友社的舞台坐南向北，当时演的是《玉堂春》，还有傅凤琴的《屈原》。我爷把我领到后台，我看啥都好奇，就想着啥时候，也可以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。屋里头，我爷给我说，‘女子，跟爷看肘乎娃娃（木偶）走。’我和我爷就去社会路袁克勤的木偶剧团看戏，我爷还会耍木偶。过去封至模先生在洒金桥有个中华戏曲专修学校，我爷当过教员，教过袁克勤、任哲中、阎振俗等好多人，所以他经常领着我看这些人的演出。我爷在德庆皮影社还会捉签子，我记得当时看易俗社和三意社的戏最多。”

童年虽已久远，难忘的记忆依旧可以穿梭时光，让古稀老人焕发可人的童真。

“晋福长先生对你影响很大。”我说。

“那绝对是！小时候在家，我爷如果回来了，老远就可以听到他嘴里哼唱的曲子，我奶说，‘老东西回来了’。我爷屋里是后娘，后娘对他不好，把他打出去了。我爷喜欢和小戏班子混，班主看我爷嗓子好，也灵性，我爷就跟班子走了。”

晋福长任慧中《杨三小》剧照

“王老师，您是怎么走上戏曲这条路的？”我问。

“我上小学五年级，12岁，当时学校把我推荐到西安市歌舞剧院，我唱了一个歌，通过了考试。”

“霜叶红似二月红……”王黎顺口唱了起来，眉眼间情意缠绵，唱过之后爽朗地笑。

“您去西安市歌舞剧院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没有！我妈说，‘你要真不想上学了，你就唱戏去！我给你娥娥姨（苏蕊娥）说。当时陕西戏曲研究院四周都是麦地，就独独一个院子。院子里花草好得很。考试时，我唱了一个《我的祖国》，老师给我做了几个动作让我学着做。最后人家说，‘把这娃收下，回去办户口去’。1960年，我们这波学生大概三百多人，我是插班生，逢上精简机构，又减了一半学生。”

“当时，有哪些老师？”我问。

“最早的时候，苏蕊娥老师给我顺唱，我把苏蕊娥叫姨，因为她和我妈关系很好！她腿不好，在过道坐下，腿上盖个棉垫垫，给我教，‘头一堂官司审的好，二一堂官司他变了心……’。我可爱人家的嗓子，当时想，我姨的嗓子咋这么好，跟个娃一样的。苏老师的唱腔基本没有装饰，就跟说话一样，很亲切。王安民老师后来也给我顺唱，我们毯子功是张学义老师，靶子功艾世瑞老师，训练班副主任是邴少霞，上海滩有名的‘粉牡丹’，老婆穿的可洋气了，在院子里碰到我们练功就给我们指导。那时气氛很好，每天早上4点钟，外面就练敲鼓，我们5点50起床，先是说白口，‘杀气腾腾投九霄。战鼓咚咚成英豪’，之后是唱昆曲练嗓子，还有腿功，腰功，毯子功，早上三趟功，9点半吃饭，10点上功，台步，跑场，架子功，靶子功。”

王黎一边诉说，一边唱，一边做动作，生动鲜活，很有感染力。

秦越王黎陇上一痴

“您这么爱戏，又从小受到熏染，肯定进入状态很快。”我说。

“很多同学说我灵（聪明）的和虫虫一样！其实，我很笨。有些东西我要好好想，等我想通了，做出来也就顺了。研究院当时对学生的培养很全面，上午练功，下午文化课，每个星期五晚上有铜器点儿课，星期四下午是化妆课，舞台上所需要的技能都有课。另外还有演员道德课，我觉得这对我一辈子的影响很大，比如说，演员到后台不能带个人情绪，不说闲话。过去管的很严，说话都是小声，后台听不见声音。老艺人们说戏比天大，一个演员进入这个角色，别无他想，努力完成另一个人的精神使命，我受这个影响很深。我爷（晋福长）这个人，他很看不起乌七八糟的东西，常给我说，‘娃呀！女娃家，要注意自己的品性。’”

说话间，王黎优雅的沏茶，禅意的衣服让她有了一种脱离世俗的气质。

“王老师，您在研究院演的第一个戏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碗碗腔《藏舟》，我饰演胡凤莲。”

“为什么唱的是碗碗腔？”我比较疑惑。

“我之前在秦腔队，由于碗碗腔队需要人，黄俊耀院长为了加强小剧种，专门来训练班挑人，把我和张新尚、吴淑琴调到碗碗腔队了，为这事我还哭了一场，我自小爱的都是秦腔。”王黎端起茶碗放到嘴边喝了一口。

王黎《画龙点睛》剧照

“您当时的老师都有谁？”我问。

“我和苏蕊娥老师学的第一个唱是《断桥》，王安民老师给我教的是《血泪仇》‘王桂花在院中转轮纺线’，杨天基老师的爱人王月娥老师给我教的《三娘教子》‘王春娥在机房自思自叹’，李惠岚老师教的白口，碗碗腔的老师是大荔非常有名的艺人叫貟金魁，艺名‘魁娃子’。”

“过去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是什么情况？”我问。

“过去不分剧种团，叫一、二、三团。一团以老艺人为主，田德年、刘易平、赵毓平、阎更平、阎振俗、杨金凤、王正秦、高登云……，给一团派了一些人，比如旦角郝彩凤，吴秀莲等给老艺人配戏。剧院有个好规定，老艺术家发掘一些新戏，我们都要去看。”

谈及过去的老师和经历，王黎记忆的闸门被瞬间打开，流畅清晰地诉说往事，脸颊露出了幸福的表情。

“我和张新尚一直是搭档，1962年学雷锋的时候，把我们调到二团，二团就是后来的秦腔团，二团当时有李应贞、马蓝鱼、李继祖、蔡志诚、槐保、胡正友、卫宝善等，我们最主要是给配戏，之后从二团又回到训练班，我参演了碗碗腔《红丫头》、眉户《沙岗村》、眉户《江姐》。”

“你最终为什么没有留到省戏曲研究院？”我问。

“研究院训练班和陕西省戏曲学校合并了，成立了陕西省戏曲剧院附属戏校，我在戏校的眉碗班，当时秦腔班给了青海，梆子班给了渭南。1964年社教，古典戏停演。按照省上要求，抽了五十个能歌善舞的学生，和当时的评剧团，合并到陕西省长安社教工作团宣传队，也就是之后的火线文工团。”

王黎《画龙点睛》剧照

“文工团和剧团还是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！文工团不光要唱戏，还要唱歌，跳舞等等。当时我学了好多东西。”

“你在文工团有没有特别的记忆？”我问。

“在文工团的时候，起初我怕身体原因影响演出，会随身带些常用药，后来有同事病了，就找我要药，再后来领导说，‘王黎，你给咱把这事情管上，工费买些药，大家也方便。’我就成了我们团的赤脚医生。”

“王老师你很细致，也很有责任心。”

听到我的话，王黎笑着给我添茶。

“演出中经常有人会扭到腰，我还学了针灸。当时，西安流行红眼病，我团没有，为啥？每天晚上，我给大家用药物预防。红眼病导致全西安市许多文艺团体停演，我团没有停演。全西安市许多文艺团体都存在超生，我们团没有超生。”

听到“超生”我们都笑了。

“王老师，您还管计划生育？”听到我的话，王黎大笑，随后压低了声音。

“一到节假日，我挨家挨户发避孕药具，我给人家管这个事情，就想着要把这事情办好！避孕一方面是政策原因，还有就是怕影响演出。当时，我团是医疗费不超标的单位，一般人感冒到医院，开的药都会超。我不嫌麻烦，我看着你吃药，如果好了，下顿药我就不给你了。我还学了打针，接生。”

“王老师，您还会接生？”

人一生总会有那么几件事在当时可谓心惊肉跳，而当这成为回忆时，则有了一种如释重负的畅然。

“当年，我和省医院医疗队一块下乡，我老领导让我和人家好好学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有一次，我们在洛南演出，一个小伙火急火燎地跑来说，‘省上的同志，我婆娘要生了，快救救她！’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就回忆省医院医生曾经给我说的步骤操作，当我手接着娃得时候，手抖得不行，吓死了！我心里念着，胎盘下来要挽住，就这样把娃生了。”

欲知详情，明天继续分享！

照片：唐娟祁照通

审核：王梅妍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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